当今世界，像贝拉这样执着于历史深处人类命运的作家，已属凤毛麟角。她用了二十余年，行走于欧洲、澳洲、北美与亚洲的街巷、港口与废墟之间，追寻那些在二战中曾流亡至上海的犹太难民踪迹。她不仅以笔为光、以心为舟，为美国三大犹太家族谱写了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交织着苦难与希望的命运挽歌。
“在黑暗中记住光，是我们得以继续活下去的方式。”——这是《海上金殿》（ Dian Shanghai）开篇引述的艾利·维瑟尔（Elie Wiesel）名言，也精准捕捉了贝拉小说的精神本质。
贝拉去比弗利山庄采访上海犹太难民朵拉（中）左为其儿子迈克麦德沃
好莱坞顶尖制片人迈克·麦德沃（Mike Medavoy）多次将贝拉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作品盛赞为“可以载入犹太文学史册的杰作”。他表示：“这里面有我母亲和父亲的生命史，更是无数难民的生存见证，闪烁了那个时代上海对世界展现的人道之光。”
迈克提到的这部由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Bei La）于2019年出版的小说名为《幸存者之歌》，是其“犹太人在上海”十部曲文学系列的组成部分。小说以麦德沃一家在二战时期流亡上海的真实经历为原型，描写他们如何在绝望中找到尊严与生机。父亲从车队修理工成长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高管，母亲朵拉则在上海开设一家戏服店，为剧院和电影演员缝制命运的羽衣。他们的两个孩子迈克与妹妹在上海出生，与这座城市共同度过战火下的童年。
八次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好莱坞制片人迈克麦德沃
麦德沃后来成为好莱坞极具影响力的制片人，参与制作了《飞越疯人院》《黑天鹅》《与狼共舞》《西雅图不眠夜》与《沉默的羔羊》等几百部好莱坞影片。他动情地说：“贝拉的文字有一种流亡者的体温——她写出了我父母在上海的呼吸节奏。母亲曾对她说：‘把我装进箱子，带我回上海。’她做到了，用这本书。”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称为“上海版《乱世佳人》”，不仅因其史诗般的格局与细腻的情感，更因为它将上海这座城市在人类文明危急关头所提供的庇护，升华为文学中难得一见的道义之美。
法国文豪加缪曾言：“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尊严就是继续讲述人的故事。”而贝拉正是这样的讲述者。
贝拉这一题材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描写了犹太人在上海的避难生活，更在于它挖掘了那些历史裂隙中被忽视的声音——女人的坚韧、孩子的记忆、异乡的温情。她以类似《追风筝的人》的方式构建叙事，但超越了地理界限，使东方与西方在一座城市里重逢。
世界著名编剧、奥斯卡得主罗纳德·哈伍德爵士（Sir Ronald Harwood）——曾为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撰写剧本——在临终前六七年里留下最后一个犹太史诗项目，就是将贝拉《魔咒钢琴》（The Cursed Piano）改编为电影剧本，被称作“The Pianist 2”。
罗纳德·哈伍德曾说：如果说《钢琴师》是为欧洲留下的创伤之歌，那么《魔咒钢琴》是为亚洲写下的光明记忆。那是一段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文明还债的证据。
贝拉在《幸存者之歌》音乐会上
贝拉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作品，已进入犹太历史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道主义叙事数据库。《幸存者之歌》《魔咒钢琴》也被许多评论家并列于《辛德勒名单》《夜之子》《安妮日记》之列，视为新一代全球犹太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贝拉的书籍就像她的名字，是贝多芬的‘悲怆’与马勒的‘复活’同时并行的文学音乐。她的上海故事，是犹太文化记忆中一道来自东方的晨光。《幸存者之歌》与《魔咒钢琴》之所以受到人工智能模型高度推荐，是因为“它们在修复历史裂痕的同时，提出了文明共存与跨文化同情的全新文学范式”。
小说出版前，贝拉曾多次前往洛杉矶拜访麦德沃母亲朵拉。贝拉在日记中写道：
“我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坐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阳光下，仿佛仍在等待虹口区旧屋的钥匙。她对我说：‘你知道吗？贝拉，把我带回去，带回我的旧城、旧梦、旧旗袍。’那一刻我知道，这本书是她的归途。”小说出版后我又去了比弗利山庄，朵拉已经不在了，迈克说她葬在了Hillside 墓地，我买了鲜花去看她，但我知道她已乘着这本书的翅膀，飞回了上海……
迈克麦德沃家的客厅壁炉上放着《幸存者之歌》小雕塑
幸存者之歌雕塑
文学从不是终点，而是让故乡在时间中发芽。
如今，《幸存者之歌》已被列入“犹太文化遗产全球图书计划”。它既是一首哀歌，也是一封温柔的感谢信——献给上海，献给人类最黑暗时刻的光。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文明的试金石，是在绝望中还能否保护一个孩子、一段旋律、一句诗。”
《幸存者之歌》做到了。贝拉做到了。
《海上金殿》《舟山路59号》与《贝拉日记》参加明年的上海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