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此期间酝酿的抗战小说,既是动员人民保家卫国的手段,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房福贤在《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中高度认可了抗战小说的价值:抗战小说“与抗战诗歌、抗战散文、抗战戏剧相比,它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的起止时间是1931年—1945年。1931年至1937年是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尚未形成规模,多以秘密的形式进行创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未取得显著成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此掀起了抗战小说的创作热潮,产生了一批即时描写战争生活的小说。作家对抗日战争的言说,是面对“抗日救亡”的共同语境所进行的阐发,在其小说创作背后蕴含着共同的民族经验书写。

作家在抗战时期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是现代国家想象的表现之一。黄万华在《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一书中提出:“在异族铁蹄蹂躏下,在战争流亡漂泊中,‘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中,作家主要围绕危机和新生共存、反殖民的抗日据点两方面建构现代国家的想象。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全面抗战的帷幕,中国人民对外需要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驱赶外虏,对内需要摆脱阶级压迫,在正确的政党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在内忧外患的矛盾中,中国人民谱写了风雨如晦的血泪史。碧野的《北方的原野》以四组速写展现了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艾芜的《故乡》呈现了中国人民的脊梁精神以及生生不息的抗战力量。吴奚如的《萧连长》则讲述了萧连长带领士兵积极抗日的故事,中国人民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抗日情绪蓬勃蔓延。作家通过创作抗战小说,将个人的小家和集体的大国联系起来,创新了家国同构书写,增强了人民大众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构成抗战力量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关注。

在小说中,党员干部是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向导,力图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在人民的生活中。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在描述李勇个人成长轨迹时,设置了一个重要情节:区委书记向民兵李勇传达上级聂司令员的意见,鼓励李勇改正自身的缺点,成为村里的榜样。李勇虚心接受意见,戒骄戒躁,取得了个人进步。在这里,区委书记作为维护正义和真理的向导,既显露出对李勇的关爱,也督促李勇戒骄戒躁,使其成长为抗日英雄。这一情节设置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作家也塑造了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以昂扬的力量投入战斗。在老舍的《火》中,冯文淑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走出家门到战地服务团工作,辗转多地,从大后方走上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在艾芜的《故乡》中,廖进华为因举报女校长侵吞捐款而被开除的学生据理力争,同黑暗的势力斗争到底。

作家秉承群众史观塑造人民大众的新精神、新面貌,书写这些新主体如何觉醒并参与抗战、如何建设新国家,以此寄托对新国家的想象。在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王春富原是个自耕农,只想安分守己种好自己的庄稼,然而战争打破了他的安稳生活。在他迫于形势加入游击队、接受部队的训练之后,他才慢慢转变了思想,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在这里,农民已不再是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被启蒙的对象和被拯救的客体,而是生发了现代国民意识与民族认同感的新主体。由此,作家在抗战小说塑造了新主体,表达全民抗战的美好构想,突出人民的伟力,展现民族的生命力。

为动员更多民众参与抗战,文学“大众化”成为作家进行民族国家想象的方式之一。作家对俗文化资源进行转换性创造,创作了富有中国气派的抗战小说,以便于抗战小说在大众中得到推广。

在抗战文学的“大众化”运动中,针对作家如何“大众化”有过不少阐述。作家向服务对象——人民群众学习,是普遍共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呼吁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这一叙事策略融入小说中,成为抗战文学的“大众化”实践。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地板》等“问题小说”中,都如实反映了中国乡土大地上存在的落后现状,将“大众化”策略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说。

通过“大众化”的方式,作家借鉴传统文学的艺术表达,凝聚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唤起民族意识,完成民族国家想象。一方面,通过借鉴草莽英雄形象,在说书式小说中塑造了抗日英雄形象,创新章回体小说。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主人公洋铁桶是一个集合了李逵、张飞式的粗豪性格,诸葛亮、吴用式的足智多谋,以及宋江、刘备式的忠贞仁义的农民抗日英雄。另一方面,在形式的借鉴中,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工农大众的新生活、新面貌,宣扬革命思想、政治观念。赵树理的《再生录》、谷斯范的《新水浒》,其标题、情节、语言等便是化用章回体小说的典型。

抗战小说不仅对当时民族国家文学的构建发挥作用,也对抗战结束后的创作产生影响,构成了中国经验书写的独特形态。在战后30多年的时间里,文坛上涌现了《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抗战小说。作家对于这段历史的文学演绎,是抗战背景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其中糅入了抗战热情,凝聚了民族意识,时至今日依然不过时。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